“沙总,这就是你对国企涉及到民生二字的理解?”王凡还不肯罢休。
“嗯,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涉及到我们国企职工,企业属性如果越来越重要,甚至国家属性和社会属性逐渐被剥离,那么是不是应当对之前他们的付出做出一些补偿,比如企业现在彻底推向市场了,要和市场经济接轨了,但是原来职工短期内无法适应,可能面临种种问题。”
沙正阳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异常严肃,格外认真。
前世中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国企改革攻坚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谓凤凰涅槃。
如果没有这一轮国企改革攻坚,也就没有未来的中国经济向好的基础。
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国家在考虑其负面影响时,仍然有所不足。
这可能是时代局限,谁也没有遭遇过这种局面,在沙正阳现在看来,从民生层面的政策兜底和社会保障上,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下岗失业,降薪转岗,重新技能培训,这种种角色转换对于职工个人的心理冲击,对他们所在家庭的冲击,结合起来就可能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系统性问题,中央需要严肃而认真的考虑,需要为他们划定一道维系他们生存和尊严的底线,这道底线应当由中央政府来保障。”
这又是一番振聋发聩的观点,已经大大超出了作为企业的角度,而上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国家,从中央的高度!
似乎是注意到了自己的话题跑偏,沙正阳略微收了一收。
“不好意思,我有点儿激动了,话题也扯得有点儿远了,主要是我所在的长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也即将面临着这样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完成了对三大煤业的三产业务整合,长川实业的职工人数将超过万人,管理团队竞聘只是第一步,而且据我所知,所有参与竞聘的团队都提出了减员增效,裁汰冗员的措施,而且最低标准都是要裁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也就意味着会有两千五百人以上的职工将要离开他们现有的工作岗位,有二千五百个家庭的顶梁柱丧失了收入,那么这会对这二千五百个家庭带来多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一个制度性体系性的政策来保障兜底,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他们未来的就业生存问题,这将极大的损害我们党和政府在他们乃至他们背后的家庭成员这样一个巨大群体中威信和形象,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稳定压力,这一点绝不容小觑。”
“这就是你所提到的民生问题?”褚玉林点点头,问道:“你觉得政府应该在这方面更有所作为?”
“嗯,涉及到一个巨大的群体,那就是民生问题,他们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虽然这是为了以后更好,但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他们的利益受损了,那么国家如何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尽可能平稳的度过这段过渡期,这是非常关键的。”
沙正阳仰起头,似乎在思考什么,“所以我们在竞聘规程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越是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也就是能消化消纳更多岗位,避免裁员人数的方案,得分会更好,当然,这和你在方案中设定的营收和利润目标肯定有冲突,这就要看你这个团队如何来实现最佳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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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正阳办公室离开,褚玉林和王凡回到所在的宾馆,开始整理各自的采访资料。
来汉都一个多星期了,原本觉得三五天就能搞定的一篇文章,现在看来似乎有越来越庞大,话题敏感度也越来越高的感觉。
这既是好事,但是也就意味着难度更大。
敏感度高,更容易吸引眼球,但是同样也意味着你所要承受的审查力度越大,如何把握这个尺度更是考验操刀者的政治智慧。
东苑宾馆是每一次褚玉林和王凡来汉都时所定的宾馆。
虽然是一家三星级酒店,但是因为地理位置有些偏,偏处东郊,所以客流量不大,环境相对幽静,服务质量也不错,这恰恰成了褚玉林和王凡最看重的一点。
褚玉林默默的把录音笔里录下的内容选择性的重新听了两遍,然后开始在自己笔记本上寻找关键片段来进行归纳总结,然后还要在一些重要金句和词语上细细咀嚼,体会其含义。
做这样带有较为浓郁政治意义的采访是需要反复锤炼斟酌的。
因为被采访者是根据自己的提问即兴回答,那么难免在有些话题上会带有个人情绪和倾向,如果不影响原则的,当然可以用,但是如果可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的语句,就要重新进行修饰,寻找到一些更具建设性和积极性的语句来调换,当然这也要征得被采访者的同意。
王凡的工作方式略有不同。
他更看重自己所记录的,尤其是自己专门考虑之后的提问,对方回答具有相当个性化或者特殊性的问题答案,这才是他最看重的。
那种随大流的常规性话题答案,他不感兴趣,这在任何人嘴里都能获得,有些人甚至比沙正阳级别还高得多,话题性也强得多,但是回答无新意,那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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